093期剧透 | 未来社区在中国的实践困境与思考
中国对未来社区的实践先于理论，这一点与西方（如伦敦邻里规划）先有共同纲领再开展行动的做法有显著不同。在研究领域，有相当一部分人把“未来社区”想当然的理解为只要“更好”即可，并不去深究“未来社区”的真正体系。这恰恰是国人热衷于模糊的概念但不提供具体目标的“传统”，或者，目标太多。
各地实践的政治概念
未来社区的概念在国内大规模开展实践和讨论，肇始于浙江省。2019年，浙江省发改委提出未来社区建设试点工作方案，并在全省推广。2021年中，浙江省更是成为中央发布的首个共同富裕建设示范区，其中的诸多要求与未来社区倡导的市民美好生活场景不无关联。2022年初，浙江省发布了全域未来社区建设的号召。同时，前期试点创建的项目也陆续进入验收阶段。截至2022年5月，累计验收未来社区数量已达 28 个。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当浙江正在如火如荼地开展未来社区建设的同时，这一概念也影响到其他地方的政策走向。尽管各地的政策制定各有侧重、表述不一，但都能明显发现，“未来社区”这一概念并非一个学术概念，而是一个典型的政治概念、官方战略。在这一前提下，政府官方机构就成为解读这一概念内涵的唯一合法机构；其解读的基础，也显然是管辖城市内，市民居住面临的紧迫议题。由此就不难理解，当前的“未来社区”内涵中，为何对交通拥堵、服务配套、环境绿化等方面如此强调。
上位政策的延续
作为一个政府施政纲领，“未来”成为社区的修饰词，不仅是对即将到来的美好城市生活的想象，更是对过去30年快速城市化中暴露出来的棘手问题的回应。
经历过去30年快速城市化，房地产业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人们的住房条件得以大幅改善；城市居民的收入显著提高，就业机会增长……这些发展的成绩有目共睹。然而，在城市日常的社区生活中，人们却经常遇到邻里关系疏离、公共服务设施少旧、生活环境质量不高、空间集约利用不足、交往空间不足、养老医疗服务匮乏、文化氛围缺失、治理手段落后、家园理念日趋淡薄、进城务工人员无法真正融入城市等诸多痛点问题。“物”的城镇化快于“人”的城镇化的趋势依然非常严峻。
93期杂志《未来社区：中国式未来社区的批判性观察》
也正因此，中央政府层面对城市社区建设的关注日益加深、频繁。早在2014年，住建部就发布《智慧社区建设指南》。此后，对城市社区的关注逐步上升，拓展到国家多个部委乃至中央，政令频出。如2016年，国家多个部门联合发布了《城乡社区服务体系建设规划（2016-2020年）》。翌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的意见》。2020年，国务院办公厅又印发《关于全面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作的指导意见》，其中涉及的改造对象范围、改造内容、工作目标等方面，皆与“未来社区”有大量重合。2021年，国务院办公厅又先后发布了《“十四五”城乡社区服务体系建设规划》、《全民健身计划（2021-2025）》，进一步加强了对社区服务体系建设的关注，其中后者明确提出，到2025年要实现社区15分钟健身圈全覆盖。可以发现，无论是城乡融合、旧居改造，还是社区服务、健康健身，诸多中央政策最终都落实到社区这一管理层级和空间层级。
在地方，各省市城市政府亦根据中央精神，结合当地实际情况，提出了自己的社区服务治理策略。有的城市仍然单独执行中央的要求，但正如前文所述，从多个国家部委提出的政策要求，分属不同的政府管理条线，但最终落地承接的空间单位皆是“社区”（实际管理单位多为“街道”）。传统上，多条线管理往往使得基层治理机构应接不暇，而浙江省的“未来社区”理念，恰恰就是将中央对城市社区的各个领域（如建筑安全、节能、健康宜居、医疗配套等）的要求，融会贯通之后的一种地方策略，是对中央政策的创造性延续，也是一种地方治理方法的创新；然而，创新就意味着某些东西“被”滞后，例如意识、理论、制度。
将建设、思考的落脚点放在“社区”上的时候，很容易等同于“住区”。但实际上，当今最成功的创新企业都将自己的企业使命定为重塑“社区”，无论是虚拟的互联网企业，如Facebook、instagram；还是城市空间关联企业，如wework、星巴克、Airbnb，皆是如此。因此，“社区”并非狭隘的住区，实际上是人与人以及人与物的链接，具有强烈的生产性。图为同济大学在四平街道创办的NICE2035创意生产性工坊，被誉为未来生活原型社区。具有生产功能的创新空间，完全扎根在居民居住空间之中。（摄影/崔国）
时代：新自由主义城市概念大集合
从20世纪晚期开始，人类社会日益进入深度现代化和科技革命阶段，技术获得大发展，以至于在非正规场合，“第四次科技革命”的提法不断被提及（正式提出是2013年的德国）。全世界范围内的城市也处在新一轮的转型发展期，与城市社区相关的研究和实践领域开始出现了一些以未来为目标的观点及实践：
其一，是依托于某种先进技术而畅想出来的面相未来的社区的形式，并影响至今，典型如低碳社区、智慧社区、韧性社区等。以低碳社区为例，这一概念主要是基于低碳城市的提出和发展产生的。世界首个智慧社区项目诞生于1996年，由圣地亚哥州立大学与加利福尼亚州政府合作推出。这一类型的理论和实践具有明确的未来专注点指向，但局限于一定的专题性领域，表现出强烈的规划设计“单一视角”。
其二，是以德鲁克（《未来的社区》）、雅各布斯（《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等为代表的著名学者，从学理层面对未来的社区所展开的研究探讨。尽管这一类型的各个学者的出发点不尽相同，但都不将物理基础、空间形态作为社区的唯一关注点，而是更加关注社区的意识、社会组织、公共性等议题。这也更加接近于社会、人文学科对社区的定义。
其三，是一些国家和地区启动了关于未来城市、社区的实践创新活动。早期的实践如起源于上个世纪末的丹麦，影响至美国、澳大利亚等国的“共享社区”和日本的共享住宅运动。此外，还有受学者启发而发展出的针对城市蔓延症结的“精明增长”（Smart Growth）策略，这一策略也进一步发展成新城市主义思潮。新千年以将，特别是2015年后，联合国陆续发布《2030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新城市议程（New Urban Agenda）》用于指导全球（尤其是城市）的发展。可以说，21世纪以来关于未来社区的倡导和实践探索更加综合，这一点显著区别于此前专题性、单一性的推进模式。当然，这也得益于政府角色的全面介入。
综上不难发现，尽管未来社区不是一个专业学术概念，却受各种既有城市发展观点的浸淫而产生的一种表述。或者可以说，未来社区非但不是一个新的概念，反而是一堆旧概念的集合，它至少通过模糊化的语言，分别从新城市主义、城市更新、……等概念中摘取了一部分观点，以糅合成当前的概念体系。
我们很难武断地说柬埔寨的水上社区是不具有任何未来性的。否则，我们就是承认了“未来”是建构在技术水平先进与否之上的，并承认凡是没有被技术武装的社区，都应该在历史的潮流中被舍弃。（摄影/崔国）
“百家争鸣”的研究现状
当前针对未来社区研究的主体大致包含以下几种取态：
第一，规划执行派。以浙江省内的发改委、设计院、开发商为主，因其接手了未来社区试点项目，需要对省政府颁布的文件进行详细解读、落地，因此对规划设计中碰到的具体问题，开展研究和设计回应。其优势在于，对政府政策的理解较为深刻，且对如何将政策具体落实，做了多种探索。例如，数字化的落地，具体按照什么标准？谁来投资以及如何回收成本？其劣势在于，针对落地策略的研究往往过于具体、琐微，从而缺少了全局性的批判思考。
第二，案例解读派。在浙江省外，也不乏规划设计院所、建筑及景观设计院所、国内外地产咨询策划机构（如戴德梁行、第一太平戴维斯等）的身影。因为未来社区概念的流行，于是基于自身“见多识广”的优势，前述机构快速搬出国内外案例来分析。其优势在于，能够不局限于“未来社区”的概念本身，拓展性的融汇了立体城市、空中农业、垂直工厂等概念和要素，且倾向于以全局性视角，将社区置于城市的尺度之下，拓展了未来社区的想象思路。但为了获取项目方青睐的意图明显，以至于其研究过程模版化。
第三，技术至上派。一个不得不承认的事实是，当前人们对“未来”的理解几乎等同于“数字智慧”，即技术特别是数字技术是未来，且决定未来。持这一观点的主要代表是腾讯、华为、阿里等一批互联网、城市大脑企业，以及中国联通这样的通信服务企业。后者就曾发布《5G未来社区白皮书》。在此类研究机构眼中，所有的日常说生活都是被简化的对象：远程启动汽车、炒菜机自动炒菜、办公大厦电梯自动分配以避免拥挤、互联网医疗……总之，节约时间，解放工作者，成为技术至上的主要目标。
第四，理论洗白派。部分学者为了使这一概念合理化、专业化，走上了为其“正名”、洗白的道路。一种常见的做法，是移植历史上的某些国外理论，如邻里效应(Neighborhood Effect)、新城市主义(New Urbanism)、社群主义(Communitarian)、城市更新等，作为此概念成立的基础和内涵的外延。不难发现，这种分析的结果是无所不包，反而令原本的概念更加模糊。
第五，反思不买账派。与前一种情况针锋相对的是，“未来社区”这一概念的非专业性，令一些具有批判与反思精神的学者、设计师不齿。他们针对政府发布的文件、标准和项目，开展了各维度的批判。
第六，插科打诨派。这一派别的诞生，是因为未来社区的试点建设在流程上需要专家讨论、专家评审，于是地方项目上对专家邀约的需求，促使那些先前在做社区研究、规划设计的教授、设计师，成为插科打诨的主流。
居民的“真实”诉求并不是被设计出来的，也与西方发达国家的标准样板并不相同。例如，浓密的“绿化”或许并不是居民的真正或者唯一诉求，而“种植、劳作、与土地之间的链接”反而有可能是根植在中国城市居民骨子里的诉求。图为2021年深圳龙岗，一中年居民正蹲在地上，从人行道旁的狭小空间中开辟出属于自己的一块“自留地”。（摄影/崔国）
问题：焦点在于“未来”而非社区
如今我们讨论的未来社区，与之前的显著区别在于，一改20世纪末及本世纪初的人文怀旧情绪，以及被动接受社会的变化影响，转而开始根据技术的发展、人的发展，试图主动出击，开展批判性思考和超前规划，去解决那些属于“未来”的问题，从而在将来占据主动。这是当前有关“未来”讨论的优势。
但不幸的是，当前国内多数人对“未来社区”的思考落脚点，依然固守或者说想当然地放在“社区”上，把“未来”仅仅作为修饰词。但从前文的论述便可发现，无论是纠结于眼前棘手问题的解决方案，还是陷入技术、组织、文化等任何一个单一的领域，我们都是将“未来”作为一个美好的修饰词汇来利用，实际上对“未来”的全貌好无认知，也无法在真正意义上理解“未来”。
居民集体的共识，例如对环境的关注与低碳生活方式，往往是最具有未来性的。图为加拿大多伦多北部的一个郊区社区，住户均把分类好的垃圾按照要求放置于家门口，等待回收车辆上门收集。（摄影/崔国）
综上来说，当居民、政府、专家等全部参与主体尚未建立共同愿景的时候，仓促上马的物质空间建设终究不过是一场新的“运动”。后者恰恰是我们一直关注的“社区”，是物质视角的延续；而前者，市民的共同理想，才是“未来”的要义，是回归“人”的视角。因为我们要构建的，恰恰是“未来”，是一种理想的共同愿景，而不是又一个强加了更多管控、技术、概念的物理空间。因此，我们应以未来性的彰显来化解现代性所带来的诸多挑战，以“未来性”来抗拒和化解由现代性带来的种种危机。
文/崔国[城市中国研究中心]
本文为部分内容试读。全文见《城市中国》93期《未来社区：中国式未来社区的批判性观察》
参考资料：
邹永华，陈紫微，《未来社区建设的理论探索，以及浙江省未来社区建设的实践》，《治理研究》，2021年第3期。
田毅鹏，《“未来社区”建设的几个理论问题》，《社会科学研究》，2020年第2期。
陈霄，张丘，滕勇隽，周正希，周志湖，《未来社区数字化实践与思考》建设科技，2022年第13期。
戴德梁行，《2021年未来社区及其趋势探索》报告。
第一太平戴维斯，《未来人居社区》报告。
内容合作联络 cgcuiguo@urbanchina.com.cn
其他对文章的意见和建议，或新奇有趣的话题问题，都欢迎您微信留言或邮件联络我们。
email：00urbanchina@vip.163.com
微博/ 豆瓣：城市中国
App：App Store搜索 城市中国
官网：www.urbanchina.com.cn
长按二维码
下载APP
或点击
阅读原文
购买